大多研究北宋官瓷的专家依据史料推测，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这个平常而又特殊的帝王纪年，对中国陶瓷史而言，当是一个极具意义年代，专门为宫廷烧制瓷器的国有窑口，在徽宗帝的钦命和主持下，于京师开封开始筹划和设置。官瓷之名，从此如一颗耀眼的明星，极富魅力地出现在中国陶瓷史上，照耀着中华民族的陶瓷之林，这实是前所未有的瓷业盛事。毫不夸张地说，朝廷自置官窑烧造瓷器，不仅彻底改变了以往由各窑口烧制贡御瓷器乃至包括朝廷在民窑口搭烧（监烧）自己所需瓷器的历史，也为中国官府（国有）手工业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陶瓷官窑制度。而随顺这一划时代的国器制造窑口的诞生，一代名瓷也倏然问世，并以其艺术的创造，绝响天下。

关于北宋官瓷的创烧，虽然由于其窑口是朝廷自己设置的“国有”企业，专烧宫廷用瓷，当时的生产工艺和制造技术因其制瓷的环境，以及为当时王朝家天下的管理体制所限制，一般人难以接触，在当时主流媒体上也少见宣传，或语焉不详，致使史籍对其鲜有详细的记载或根本就不知如何记载，因此从古至今，从没有一部研究和专门记述北宋官瓷的专著，这给后来的北宋官窑研究留下了许多谜团。但北宋官瓷是宋徽宗引入汝瓷窑系的制作精华，以及把当时开封陈留东窑独具特色的冬青瓷釉和其烧制工艺用于官瓷的烧制，其创制的中国青瓷巅峰之作的这一基本事实，却不是什么秘密，深具影响当然广为人知。从汝瓷和开封陈留东窑的冬青瓷到官瓷，由地方贡御到自己烧制，这其间纵然不乏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或者说是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产物，然而，就如一粒种子扔在水泥地上一样，若无徽宗帝甚深的大因缘，这粒种子不会从水泥地中一跃而起，自己钻入一块肥沃的泥土中去开花结果的，徽宗帝是决定性的上善因素应是不可否认的史实。因此，北宋官瓷的缘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乃是徽宗帝艺术天赋发挥的结果，也可以说官瓷这颗璀璨的摩尼之珠，其所散射的永恒的艺术之光，是和徽宗帝艺术生命紧密相连的。

考察北宋官窑的缘起，从星散于各种史籍的记述中不难推出端倪，一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言：“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上，向来诸朝代的封建国君，都把祭祀和军事当成国家大事，徽宗当然也不例外。当汝瓷正值日行中天，为魁天下之时，徽宗为何废汝瓷而决定自置窑口烧造瓷器，其根本原因首先与朝廷制作礼器用于国家礼仪祭祀有着直接的关系，不仅是徽宗，包括当时的大臣，也认为汝瓷精小寡薄，缺失厚重之气，难合国仪之用，实应创烧出一种更华贵尊严的瓷器来取代汝瓷，所以徽宗才颇为决绝的制定出中国陶瓷史上“废汝兴官”的历史性决策，这方面也实部分来说记载。《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二言：“凡营居室必先建宗庙，凡造养器必先修祭器。庶羞不俞于牲拴，燕衣不俞于祭服”，其直截了当地指出，礼仪和祭祀是为家室及国家的先决事物，比日常吃喝的用品及衣冠华服更重要，故而完备和完善各种制度和秩序，尤其是礼乐制度，实为一个树立国家形象不可缺少的根本标志，哪怕到今天，这种理念也不可更改，一如世界各国都须拥有自己的国旗国歌，来象征和表达自己的国家与尊严一样，这一点，就连强盗、匪寇建立的山寨，也周武郑王，自有其“替己行道”的寨旗和装点门面的江湖礼仪。故北宋官窑的创立，自然首先源自这个因缘，这也应该是毫无异议的。据史料所载，宋代使用陶瓷作为礼器的时间大致应在北宋中后期，《永乐大典》卷五四引用的宋《郊庙奉祀礼文》中，便有“礼院仪注，庆历七年，礼院奏准修制郊庙祭器所状，……臣等参详古者祭天，器皆尚质，盖以极天下之物，无以称其德者，……今伏见新修祭器改用匏爵、瓦登、瓦罍之类，盖亦追用古制，欲乞祭天神位。……故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席以薰秸，因天地自然之性”的记载，记述了北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新造的用于祭天的祭器中，就有匏爵、瓦登、瓦罍等陶瓷礼器。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朝中的总理、大臣、部长等肉食者以及帮闲文人、知识分子，考证了古代的祭祀活动，亦曾上言讨论礼器的材质及使用制度，其忧天忧君，言辞恳切，致使神宗再次下诏将部分礼器改用陶瓷制作，以契合和随顺“天地自然之性”，并“追用古制”，以祈达到或符合“古者祭天”对礼器的要求。为此，清代学者蒋廷锡所编《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礼仪典》卷一五五《天地祀典部》汇考九之七，引《宋朝仪注》也专门记有：“（元丰六年）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椫用白木，以素为质，今郊祀簠、簋、尊、豆皆非陶，又有龙杓，未合于礼意。请图丘方泽正配位，所设簠、簋、尊、豆改用陶器，仍以椫为杓”之言，明确提出“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的古制和古礼，由此也确立了陶瓷礼器在国家祭祀等重要礼仪活动中的地位。徽宗即位后，这个深谙书画艺术、收藏鉴定且又爱吟诗泡妞的风流才子型的帝王，在身边诸如蔡京、童贯、高俅等一帮奸佞之徒的忽悠下，喝个花酒，泡泡礬楼夜总会，逍遥地生活在这种花天酒地的日子里，自是倍感其文治武功非同一般，所以才造就了人华物丰的太平盛世。基于这种四海承平的自豪感，徽宗确实觉得“功定治成，礼可以兴”（《宋史》），故决定举国之力兴修五礼、考订礼器形制，并由朝廷亲自制造用于祭祀的礼器。为确保其事业的完美实施，徽宗于大观元年(1107年)专门设置仪礼局，作为新修五礼、考订礼器形制的国家最高领导和执行机构，开展工作。《宋史》卷一六一《志》为此记载道：“议礼局：大观元年，诏于尚书省置，以执政兼领。……应凡礼制本末，皆议定取旨”，将一切礼制方面的事物，通通纳入仪礼局的业务范畴内，令其“议定取旨”。大观二年(1108年)十一月，徽宗又下诏访求古礼器，并敕命编撰《宣和博古图》以服务于朝廷制造礼器之用，该书的编纂遂成为徽宗制作其“新成礼器”的蓝本，因“器用陶匏”，新成礼器中含有“陶器”乃毫无疑问的事情，故北宋官瓷的造型多为礼器，其原因也就不难解释了，实乃源出《宣和博古图》的结果。（清）黄以周等辑注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二“七月己亥诏”可为之印证，其道：“（政和三年）七月己亥诏：……比裒集三代鼎、彝、簠、簋、盘、匜、爵、豆之类凡五百余器，载立于《图》（即《宣和博古图》），考其制而尚其象，与今荐天地、享宗庙之器无一有合，去古既远，礼失其传矣。祭以类求之，其失若此，其能有格乎？诏有司悉从改造，……可于编类御笔所置礼制局，讨论古今沿革，具画来上。联将亲览，参酌其宜，蔽自朕志，断之必行，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庶几先王，垂法后世”，明确记述了徽宗诏修《宣和博古图》的用意，他认为“今荐天地、享宗庙之器无一有合，去古既远，礼失其传矣”，应“悉从改造”，全部予以重新考订，并且，徽宗在决定对礼器制作进行改造时，其决心也颇为决绝，不独要“断之必行”，还要“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以“垂法后世”，泽益后人。

《宋史》卷一六一《志》还道：“政和三年《五礼仪注》成，罢局。”记载了徽宗关于稽考古礼器形制用于服务制作“新成礼器”的事业在完成其使命后，遂结罢局结束订工作，开始进入指导和礼器制作的实践，故在罢议礼局的同时，随又设置礼制局，且在礼制局下设有具体的专业制作机构——礼制局制造所。这一机构的变化，标志着礼器的改造，已由初级稽考和试验阶段转入规范的生产制作阶段，此外《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六六“政和三年十月十四日手诏”亦道：“……裒集三代盘匜罍鼎，可以稽考取法，以作郊庙禋祀之器，焕然大备，无愧于古，可载之祀仪。先是臣僚言，陛下览观三代，一新祭器，肇造盘匜，增备罍鼎及礼料容受之数不无增损，欲乞报太常、光禄寺等处修入祀仪，故有是诏”。从此诏不难看出，徽宗为造新器，“览观三代”，就是为了追求“无愧于古”，使之“可载之祀仪”。为此，《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一O至一一还专门载有关于制造所的大致功能和生产情况，记述了由议礼局到礼制局制造所生产礼器的变化状况，其道：“政和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礼制局言：近奉诏讨论臣僚家庙所用祭器。……诏礼制局制造所制造，取旨给赐时太师蔡京、太宰郑居中、……权领枢密院童贯，并以次给赐。”言政和六年朝廷赐臣僚的家庙所用祭器，即由“礼制局制造所”制作。而作为礼器之一的陶瓷器皿，自然属制造所的一项事业，故奉徽宗之命，置窑为朝廷烧制祭祀礼器，尤其在徽宗如此“断之必行”的决心下，当是北宋官窑真正意义上的缘起。其清晰的脉络一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著名学者郑嘉励先生所言，北宋官窑的的设置（即叶寘《垣斋笔衡》：“京师自置窑烧造”），这一垂范千古的事业，源自宋徽宗，其实践和主理先后由礼制局及礼制局制造所掌控，全部资产乃朝廷所有，非“官搭民烧”或“民代官烧”，这是断无疑问的。

不过，学术是一方面，时至今日，在北宋官瓷的故乡开封，关于北宋官窑的缘起，仍流传着徽宗帝如何创立北宋官窑的传说，尽管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史实，但其对宋徽宗创立北宋官窑这一事件的遥想和描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并丰富了徽宗与北宋官瓷甚深因缘的这一史实，且甚有文化品位和文化意义，当可作为北宋官窑缘起的一个补充说明。

据说徽宗大观元年的这年夏天，在当朝宰相（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务院总理）蔡京的鼓动下，徽宗帝以南巡去体察民风民情为名，率领三宫六院的佳丽，以及自己所宠幸的朝廷重臣，一路美酒佳肴，莺歌燕舞，驾临汝瓷的发祥地汝州。这支纯属游山玩水的南巡吃喝集团，到达汝州后，由蔡京总理出面宣读圣旨，敕命地方官员据实呈报民风民情，并择吉时安排圣上亲自考察汝瓷的生产窑口。虽传说言当时徽宗帝御驾亲临汝州下辖宝丰清凉寺的窑口，但洒家觉得。徽宗视察的应该是汝州张公巷窑口，按其政治、经济地位以及交通情况而言，今天看来，汝州的张公巷更有可信度，张公巷好歹在汝州城内，不仅安全防范措施便于朝廷和官府的掌控和操作，生活水准也即玩乐场地当然要较乡村小寺院强的多。这一状况，也是远距汝州城外的宝丰清凉寺所先天不足的。徽宗帝率领庞大的吃喝集团南巡汝州，不看城内的张公巷窑口，偏要舍近求远，一大群人跑到乡间僻壤的清凉寺去上香吃斋，玩宗教信仰，似乎也颇有疑问。

但值得令人玩味的是，据南宋叶寊的《垣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而取代定窑,使汝窑荣升为贡御性质的窑口，至徽宗此时御驾南访，已是昨夜黄花的事了，因宋皇室命汝窑代替定窑开始烧制贡御瓷器，是为徽宗登基称帝之前的盛事，其时间大约在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年）至崇宁五年（１１０６年）的２０年中，这已为许多专家学者经考证所认可，可宋徽宗此番南巡汝州之时，不独朝廷（徽宗）已结束了对汝窑的监控和垄断，其当时朝廷所派至汝州监督窑务官员的“少监”，也早已调往禹州、邓州等地，也即汝窑此时早已终止了烧制贡御瓷器的辉煌历史。既然如此，徽宗帝为何在撤销汝瓷为贡御瓷器之后来考察汝窑呢？这岂不是太荒诞了？其实不然，或许正因为朝廷对汝瓷的解禁，随着原“官搭民烧”的贡御历史的结束，其当时征调和集中起来烧制汝窑贡瓷的各窑口的能工巧匠，因朝廷政策的改变而星散，各找立地去创建自己的窑口了，这在客观上，实为汝瓷造就了一个普及的高潮，汝瓷自然亦藉曾经烧制御用瓷器的荣耀和牛气，在真正意义上抵达了其烧造史的全盛时期。自此始，汝瓷著名的窑口就达百余家，出现了史籍所说的“汝河两岸百里景观，处处炉火连天”的繁荣景象，再加上朝廷的解禁，曾经誉满天下、为青瓷之首的汝瓷令其他窑口唯恐模仿不及，其广泛的影响和隆盛的气象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汝窑青瓷釉色的淡青高雅，制作工艺的讲究，以及不以纹饰为重的美学风格，也甚契徽宗之意，其作品屡受朝廷褒奖，声誉如日中天，自然深孚众望；再者，徽宗虽在政治上昏庸无能，喜爱听奸佞小人的赞歌，但其在才艺方面显露出的非凡才能，无论是琴乐棋理、蹴鞠文辞，还是书翰丹青，无不出类拔萃，堪为一代艺术大师，也是中国历史上全部封建帝王中最杰出的艺术王者。可以说，向以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审美观点的徽宗帝，视朴实无琢的汝瓷为知己，心向往之，当然也是其审美修养达到的高度所至。俗话说“英雄相惜”，就是这个心理。不过，或许源于汝瓷太过于追求瓷釉的玉质感而只能生烧的工艺，使得汝瓷胎体粗陋，且釉薄胎轻，缺乏庄重朴拙之大气，难合礼器之用，多有不尽人意之处，最终被追求尽善尽美的徽宗所淘汰，也实是其自身的缘故所致。

话说回来，所谓的吉日，乃是汝窑住火出窑的庆典，反正那是一个凤凰涅槃、作品乍现的美好日子。徽宗帝以一个大师的目光检视了汝窑的艺术产品，自有其感慨之处。从原料制浆、练泥制胎、以及修胎素烧到沾釉修釉、入炉烧制乃至到艺术作品的出窑完成，徽宗帝一览无余，心得独具。据说当蔡京总理当时做奴才状，厥屁股哈腰，满口溢美之辞赞颂徽宗如何才绝天下、通天人之际之时，徽宗帝却对汝瓷的造型、胎体、釉色及烧制温度提出了批判，这当然出自一个真正艺术家的骄傲和自尊。最可爱之处，蔡京总理一听皇上金口所宣汝瓷的不足之处，立即对徽宗的高见致以最崇高的敬礼，言圣上如果造瓷，定当能引领瓷艺，天下无双。其实，蔡京总理对徽宗的献媚，不过是马屁之言，但徽宗帝听了，灵应昭发，神光湛湛，仿佛自己早已精通烧窑艺术，他也真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绝世无双的瓷艺大师了。况且，天下虽不乏为朝廷烧制贡瓷的窑口，但终究离京城太遥远，自己难以亲自驾驭，况且多不符合国用之仪，既然眼下已终结了汝窑的贡御历史，在自己眼皮下的京师搞个窑口，完全按自己的要求去设计和烧制，还能亲自去玩玩，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徽宗帝一时兴起，让蔡京总理立马颁诏，敕命汝瓷各窑口的大师，立即集中于汝州府衙，随其进京，重造窑口，烧制真正意义上的国用瓷器。

除了徽宗帝一直陶醉在的对蔡京总理的欣赏中，并以一个自命非凡的艺术家的眼光，认定蔡京是不可多得的大才，甚为知音，天下的百姓，则无不把蔡京视为祸国殃民的奸贼。当诏书由蔡京总理颁布后，恨不能动用黑社会搞掉蔡京的窑艺大师们，一听诏书，纷纷兔逃而去。他们当然认为，蔡京之言如王八做月子，肯定下不了什么好蛋。徽宗帝本得意洋洋，可连侯几日，不见来者，只见溜之大吉者，不由得龙颜大怒。这也多亏蔡京总理是道中之人，他深知其中因缘，于是夜语徽宗，又出诏书，凡想跑还未来及逃跑的工匠，人赏纯金一锭，家属也可免费移民东京汴梁。随后，徽宗帝带领那些被看管起来也即未逃跑的工匠们，又是一番莺歌燕舞，吹吹打打的起驾回宫。

绝大多数本来逃走避难的能工巧匠，得知诏书是真的，不是抓壮丁让他们去当炮盔，而是发金子让他们去京师当大师，无不为自己的鲁莽行事嗷嗷叫屈。众人在后悔之余，为名利或为忠于皇上的心里所驱，又纷纷加入追赶徽宗南巡的队伍而去。至徽宗帝御驾回宫之日，得益于蔡京总理的赏赐之法，汝窑知名的大师巨匠，基本会师汴京开封了。

面对人才济济的大师巨匠们，徽宗帝心花怒放，遂请阴阳先生堪与窑址，祭拜窑神，敕命礼制局制造所在开封一个政府（朝廷）机构的院内动工兴建窑炉。（洒家经考察及相关史料佐证，认为窑址可能在当时的开宝寺，即今开封铁塔公园，后文有论述）宋人叶寊的《垣斋笔衡》及顾文荐的《负暄杂录》中所言“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 的记载，指的就是这一辉煌事业，只是两人记述的缘起时间稍有差异。至于窑口烧制的瓷器为什么叫官瓷？那都是后来随着精美作品问世，更加上窑口本是官办的，乃国有企业，产品又为朝廷所垄断，不在市场上流通，鉴于此，“官瓷”之名当是人们约定成俗对徽宗以官方（朝廷）名义所设窑口以予普遍的尊称。官府之窑称“官窑”，官用瓷器为“官瓷”，也确实理所当然，只是建窑之始，其窑口“官瓷”之名也许非特意所定，史籍上也没有专门的记载，但因其属礼制局制造所的一个作坊，随顺企业性质，可能也只有称作官瓷了。这种说法以当时的情况来推，是合乎情理的，一是当时被遴选的窑工们，深受徽宗帝之宠，只想知恩报恩，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为自己的才干扬名立万，他们不会也不敢有想为朝廷窑口作品起名的权利；再者，徽宗帝绝对视己为大师巨匠，其一心想克服汝瓷器型、胎体和釉色的不足之处，且花纳税人的钱财所建之官窑不独为朝廷之专用，也跟自己的艺术兴趣相关，是为自己的“家国”去实现自己的一项艺术报负而已，又不是为了出卖赚银子，也不一定会考虑专门正儿八经为自己窑口的瓷器起个什么响亮的名字，反正一切完全就是在徽宗个人的雄心壮志中开始了，毫无半点世俗功利，只是为了满足其代表朝廷对瓷器艺术的追求罢了。在窑口创建的时间上，因无具体的开窑记载，史籍所载错了半载一年，也在情理之中。的的确确，根据当时徽宗胸怀气象及稻略来说，徽宗在京城开封所建官窑和所烧瓷器，均是随顺官府（朝廷）之称而叫“官窑”或“官瓷”之名，这是其先天的禀赋，后称其为北宋官瓷，只是为了区分南宋袭故京遗制设窑烧制的南宋官瓷而已，“官瓷”实乃其名称的本义，在此后的陶瓷史上，随着其独高的地位和影响，也成为徽宗窑口作品的专属名词，是一种特指。明代诗人高江村对官窑（官瓷）之名的由来推评的十分中肯，其为此赋诗赞叹说：“烧成惟献至尊用，郑重特以官窑名”，今天看来，其实也确实应该如此，窑口的资产是朝廷的，烧成的作品又全部归朝廷（官府）所用，民间无以染指，赋之官瓷之名实乃是恰如其分，高江村纵情咏唱，不仅基于北宋官瓷的基本事实，其间自然也充盈着其个人对徽宗自设窑口的敬重，无论如何，北宋官窑精绝天下的炉火确实因此熊熊燃烧起来了，这个纯属官办的国有企业，且主要为了“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而“垂法后世”的瓷种，也就这样在徽宗“功定治成，礼可以兴”的艺术实践中传唱了起来，且因徽宗故，其在中国陶瓷史上，前无古人，成为唯一一座以帝王个人审美理念为典范的天下第一名窑，开创了中国陶瓷制造官窑制度历史的先河。

这里还值得一说的是，所谓的官瓷，最根本之处在于，其窑为朝廷自设，目的就是专门烧制御用瓷器，除此之外不承担任何商品瓷器的生产，其收藏当然也只能在宫中，除了帝王的赏赐，一般百姓根本难以见到，民间更遑论什么收藏了。而近年来由于某些专家学者为配合地方官员追求政绩，出卖学术良知，少数一些人在用自己的臆测去否认北宋官瓷存在的同时，忽然发明出来一种混淆官瓷根本意义的词汇，把曾有过贡御历史的窑口所烧瓷器，均按某些地方官员的脸色吹成“官瓷”，即所谓的“汝官瓷”、“钧官瓷”、“龙官瓷”、“耀官瓷”、“建官瓷”等等，五花八门，无视这类本属民窑的窑口，在承朝廷之“命”烧制部分贡瓷的同时，主要烧制大量民用瓷器参与正常的商业活动的基本事实，只以讨杯残羹为能事，抛弃学术良知信口胡吹，大放厥词，致使各种官瓷的名字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搅乱了官瓷乃至包括官窑的真正含义，将各窑口的研究者引入歧路，直接危害了学术的健康发展。用一位学术界老前辈的话来说，历史上从没有听说过有这么多戴帽的“官瓷”，这些腐败论点对正常学术的破坏能力，超过了1000头野猪。说到这里，洒家想申明的是，洒家之所以不赞同给诸多有过贡御历史的窑口所烧瓷器戴“官”帽，并非是在贬损这些窑口，完全是出于学术上的思考，因为洒家一向认为，艺术的高贵绝非在于其是属于官窑还是属于民窑，民间窑口不但是陶瓷艺术的根基和滥觞，其也是陶瓷艺术发展和创新的先导；再者，艺术本身就是对世俗的超越，这是其本身禀赋的至尊。话再说回来，针对芸芸众生的窑口，何谓官窑？其生产关系如何？这不应该是什么深奥难懂的问题，洒家认为著名学者李民举先生论述的很精确，先生在其《宋官窑论稿》中总结官窑生产关系的特点道：“宫廷置场、内府制样、民匠造器、兵士供役”，如此而已。当然，从徽宗的艺术境界而论，北宋官窑的设置，绝非一时心血来潮的稀松平常所为，在为家国烧制国用礼器且“垂法后世”的同时，其事业实乃也不乏徽宗自己亲自去实践陶瓷艺术的热望。